罗斯 | 自然秩序与社会控制的必要

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1866 - 1951），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先后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代表作为《社会控制》。[图源：Wikipedia]

专题导言
本次“美国社会学的早期传统”专题的编选意在表明，在帕森斯截断众流的理论综合与布鲁默学科化的符号互动论成型之前，美国自身孕育出了一批具有总体性问题意识和文明关怀的社会思想家。“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被他们具体转化为：在达尔文造就的新的自然人性图景之上、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精神与道德意涵的民主秩序。从自然到社会、从个体到民主，是贯穿本次专题文章的核心线索。
在美国进步时代开启的历史背景下，约翰·杜威的《民主伦理学》一文提示出了美国社会思想要应对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既充分解放个体力量的同时又追求一种共同体式的民主生活。威廉·詹姆斯在《伟人及其环境》中通过与斯宾塞和达尔文进行对话，寻找到一条既承认自然人性又追求社会秩序的解释道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此找到了具体方向。爱德华·罗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头几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则是具体运用了詹姆斯结合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路线，同时还将美国社会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如何通过“社会控制”来规范一个近乎自然状态的移民社会。库利和杜威进一步表明，“社会控制”并非纯粹外在于个体的，它以自然人性为前提条件，经过一个复杂的行动机制而得以形成，而教育过程就是典型的“社会化”或“教化”的过程。米德的社会学思想则更加理论化地表明，社会控制和民主秩序形成于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自我、社会与民主共同体都必须在这个互动过程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帕克的文章不仅证明了米德的思想洞见已为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所共享，而且还更加经验性地表现出美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的构成时始终参照和对话着“自然”，而非是简单将社会与自然截然对立。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如何基于自然人性和生命经验而对传统社会思想中的个体、社会、国家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理解，从而集中表达了美国早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
希望本专题的编排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把握美国社会学早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根源，尤其是看到现代美国人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理解和处理；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理解美国文明和我们自身文明的不同历史源流与内在构成。

自然秩序

在良好的环境中，同情心、友善、正义感和怨恨能够靠它们自身产生出一个纯粹的自然秩序，亦即三个没有人工设计和作用的秩序。同时，这样一种秩序远不完善，尽管它在容许个人冒险和相互帮助有相当大的展开幅度。对于这种秩序的特征，在较古老的共同体是看不到的。经过一定的时间，社会总是产生出某种控制个体的措施，因而所达到的安定，部分是自然的，部分是人工的，而且两者融为一体，以至于不可能断定良好的品行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原始的道德品质，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自身的调动。

相反，这种秩序的特征，存在于来自不同社会的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所形成的新的集合体中。因为，虽然人们随身带来了其母民族加于他们的某些理想、传统和教育，然而在新地点、新环境和自我指导的机会中，许多传统的东西都被抛弃。人们自由自在地向各个方面发展，旧时的皮条和绷带从他们身上脱落。至于新的集合体，起初它实际上根本不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它是一个团体，不是社会。舆论、法律、宗教和其它类似于公共意志的现象的出现，需要时间。管理制度缓慢地形成，哪怕是迫切地需要它们。因而，在新集合体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几乎没有社会压力，相应地，在他们中形成的秩序，最接近我们可能达到的自然秩序。

如果要使得这样一个胚胎社会成为有秩序的，交往的条件必须是：能引起那些出自天生良心的最强烈的反应。这发生于人们在初级阶段和在毫不勉强的平等基础上的交往之中。当条件的不平等从先前的社会转移过来，一种人工秩序的制度，例如政府和教会，必然会同时转移过来。因而，在早期的弗吉尼亚州，由于有着自由民和奴隶、大土地所有者和受契约约束的雇工的悬殊差别，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教会制度的繁衍比起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要迅速得多、忠实得多。另一方面，当来自同一经济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同在清教徒聚居地和在公有土地上分得土地的移民的定居地，或者当不同条件的人们被新环境的强有力的平等力量所拉平时，——如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人们会看到自然秩序处在其最好状态。在这样的团体中它比其它地方形成得更快、延续得更长。

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相互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是可能的，——这在1848年加利福尼亚矿区营地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博思威克写道：“迄今为止，成千上万互不相识、没有相互联系的人们突然凑到一起，不受传统和家庭责任的约束，所有人较之以往更热切地专注于获得财富这一目的。奇怪的是，混乱和无秩序起初并不是这状态的结果，这种境况是美国任何地区所没有过的。”

加利福尼亚州淘金潮（California Gold Rush），是1848年1月24日开始的一个淘金潮。一开始消息传播得较慢，主要是当地人开始淘金，但到1849年消息传开后，大约30万人从美国其他地方和海外各地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图为在加利福尼亚州金矿工作的采矿者，摄于1850年。[图源：Wikipedia]

查尔思·霍华德·希恩说：

“来自拓荒者的信函和所有发表的报道都同意1848夏季后两个月中淘金生活的一般特征。散布在很大区城的各种不同阵营里的人们居住在一起，和睦相处、有着很好的交情，而在他们之中没有美国政府的任何代表。法律体制和司法机构正如一个文明国家所幻想的那样，几乎不存在。卢梭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契约’思想似乎突然找到了一个实践上的表现。支配每个帐篷的不成文的、来制定的法律是健康人性给予所有人的平等和公正的本能。没有偷窃，也没有混乱；发生的为数不多的麻烦争执是关于分界线和水权的。”

“矿工们不需要刑事法规。简直毫不夸张；1848年有一个短时期，在加利尼亚犯罪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成磅成品脱的金子放在帐篷或小屋里无人看守，或扔在山坡上，或为了检验而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传递。一个老拓荒者写信告诉我：‘1848年，人们可以走进一个矿下的小屋，割下一块熏肉，做一顿饭，吃完后裹上毯子睡觉，当主人来时他一定受到热情的欢迎。’人们告诉我，他们知道是有满满一脸盆的金砂放在一个帐篷的桌子上，门开着，而主人却在一英里之外他们申请得到的矿区土地上忙忙碌碌。当然，这种形势部分是由于得到金子之容易。”

“考虑到所有环境状况，一个人如果干得出偷窃他如此繁忙、友好营地里的同伴这种事，那么他无疑是不可救药的，他肯定会干得出十诫中的所有罪恶。”

“整个阿卡第亚时期，不仅没有偷窃，而且在营地里所有的矿工中友谊的结合力牢固而真挚。在一些地区，美国气质在大多数人中强烈地保存着，从1849年到1853年的整个上升时期被这种和谐打下了鲜明的印记。但是，在大多数营地骚乱增加了；人类的吸血鬼和寄生虫破坏了矿区的健康风气；矿工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起他们在塞拉山脉高耸入云的松树下、在小榭树林和石南科灌木丛中扎下第一个帐蓬的那些日子里更加疏远了。”

同样有趣的是采金者的旅行车队。

“1849年以前几乎所有横越大陆的旅行车队都是由亲属或亲密的邻居和朋友组成，他们打算在太平洋沿岸肩并肩地永久定居下去，他们已经习惯于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互相宽容、互相帮助。这样的人群中很少有不守规矩的、或任何不完全献身于整体利益及不绝对服从公认领袖意志的成员。”

年复一年，这些车队

“穿过大片大片不毛之地向前进发，没有他们过去——如果曾经有的话——更多的分歧和争执。事实上，当一个家庭由家长率领着，所有的人都尊敬他，所有的人都对他无比信任。但是当1849年淘金热开始时，旅行队由形形色色不同成分的人员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即以最快最廉价的方式到达矿区”。

人们发现建立一套法规并设立法庭来实施是必要的。

1848年的秩序确确实实是自然秩序。旧的宗教约束的绝大部分已经消失，而新的还没有锻造出来。法律还没有开始施加其压力，因为还没有法庭和监狱。甚至公共舆论——最早最基本的压力——几乎没有开始产生。居民们的流动太迅速，所有人都太专注于得到金子，不可能在一起听到赞扬或谴责。这一点可以从矿工们在对待先前社会里为舆论所控制的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坦诚和自立中看到。

“每个人都被认为他就是那个样子。不存在以最坦率交往的障碍。没有人自寻烦恼，隐藏他掠过的念头，相反，事情的本来面目是怎样，他们就怎样表现自己”“欺诈和哄骗这些习以为常的伪装，通常是人们用以向世上其他人隐瞒自己的东西，但这里被作为毫无用处的累赘丢在一旁”。

当然，这种尊重他人权利的早期现象有其特有的产生背景。一个因素是由于第一批拓荒者是精选的人，大部分年轻而强壮，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生活。他们习惯于工作，来的目的就是要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因而不是没有一些自我控制方面的训练。当后来营地涌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者和亡命徒；当原来社会更底层的阶级加入移民行列之中；当遥远城市的罪犯和澳大利亚罪犯流放地的囚徒也来此谋生，局势迅速地黑暗起来，以至于只有私刑团体和治安维持会才能对付它。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矿工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所有人都是来干活的，或一到矿区就发现他们不得不干活。

“每个看到其它任何不得不干活的人，发现他自已同其它任何人一样；由于能得到的活路是体力的而不是能力的，通常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优势完全消失了”“先前在国家中曾是政府官员、议员和法官的人在歹徒和囚犯旁边干活；学者和大学生同那些既不能谈也不能写的人在一起；那些从前的地主，在从前的奴隶旁边；旧的社会差别忘却了；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而竭尽全力，十人中没有一个人是雇工，更谈不上是他人的奴仆。”

结果是，劳动受人尊敬，所有像雇工、贵族之类的一切都消失了，人们自由地分布于各种实用的职业上。机会均等也同样得到实现。不允许任何人垄断地下的财富。黄金矿床面积广阔，没有人能够占据多于够他工作的地面或禁止他人在他没有利用的地方工作。

结果，没有寄生的关系可以立足，甚至自然的优势也难以表现自身。财产意味着对劳累的奉献，而获得财产的机会比比皆是。当1848 - 1849年冬天形势变化时，风气也同时改变。严冬使生活品不能到达矿区，迫使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在城市里寻找避难所。

“但是，城市里缺少有利可图的工作，……导致许多人凭借偷窃而生存，离奇的职业犯罪开始了，这使得加利福尼亚在这方面同它的许多很值得赞扬的方面一样，名声远扬。”

因此，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所有条件都趋向于把有利于和谐的刺激扩大到最大限度。没有社会的强制，没有专横的法规，没有传统的要求，没有习惯的标准。不存在需要保护的社会制度，不存在需要捍卫的含糊不清的公共利。几乎每一个道德难题的解决，都由于人们的共同作用，转变为投票表决。一个人受到尊重，并非由于他忠实于一种抽象理论，而是由于他忠实于他的矿工伙伴。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自然秩序成长起来，并且繁荣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这种自发社会生活的道德成果恰恰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那时正住在巴拿马地峡的人写道：

“每隔两周，两群旅客涌过地峽，一群来自纽约，另一群来自旧金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们。……那些来自纽约的人似乎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恰好他高兴做的事，丝毫不考虑他的同伴是否安逸。他们起来没有随和的气质，但却抱怨任何事情，并且举止野蛮无礼；他们非常下流、愚蠢，没有一点才能为他们自己做任何事情或相互做点什么以利于他们的旅行，相反却为同运输公司制定的规章和安排唱对台戏而高兴。‍

然而，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从加利福尼亚返回时，相形之下是完美而有教养的。他们很守纪律；举止虽然粗俗但不野蛮，显得十分体谅他人，高兴地忍受对于共同利益所必需的个人的任何不便，其行为显示出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责任概念，即平衡他们先前持有的非常广泛的权利观念。”

社会控制的必要

即使是在矿区营地，争端也不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在防止印第安人收藏武器、威士忌酒，或在限制赌博中，共同利益是人所共知的，只有集体行动才能保护这种共同利益。犯罪行为中不仅有针对个人的，也存在着触犯团体的。在这种共同的愤慨和共同的报复中，存在着社会对个人进行控制的萌芽。

只要共同事业之成果能够被参与者完全获得，协作可以完全听任其便；但是，当某一协作的利益将在总体上有益于团体、为所有相同的人所享受时，要求所有人都承担其应有的一份责任是必要的。在最远古的人群中，集体压力的标记是力图使反对者、胆怯者和逃避义务者参加有益于全体人的联合任务。在衣阿华移民中，共同体对依法在政府土地上定居以图获得所有权者的土地所有权加以保护这一事例，体现了社会组织的内聚力。沿河大堤的修筑是义务合作的第一个机会。在埃及和中国，古代河流的君主，对水的管理同建立国家有很大关系。在待开发的地区，抵御土著居民是首要的共同利益，它巧妙地制服了个别定居者的胆怯或冷漠。

在复杂的协作中，个人意志甚至需要一种超越它们的权威，因为胜利包含着对许许多多个体行动的非常精巧的平衡，就连命令也必须带着权力发布。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最基本的协作——通常是纪律之母。古代德意志人过着完全的个人自主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准备作战时，他们选择一个军事首领，并赋予他以生杀予夺之权。在战役结束时这种权威随着战役结束时刻的出现而消失；但当战争变成长期战争时，军事首领在和平阶段继续留任，而他们的权力就变成国家的萌芽。

即使在和平的共同体中，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共同体的更加接近、人们交往和联系的更加密切，使自然秩序遇到断裂。不和磨损了人们生活“在开放的秩序中”所盛行的良好意愿。争端繁殖起来，随之和平的干扰机会也增加了。希恩先生在谈到淘金营地时说：

“当犯罪的诱惑和机会如此之少时，怎么可能存在着大量的违法行为？人们可能吵架，可能偷盗，可能互相残杀；但是在普通刑事法庭的判决摘要书中，不端行为和犯罪十有九个不可能是在淘金营地发生的，同时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民事案件同样不可能发生在淘金营地。土地所有权都相同，口头转让；商业往来用现款；借贷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事情，——最优秀的律师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会挨饿。但随着社会愈来愈复杂，诱惑和机会增加了……”。

在每群人中，存在着掠夺成性的人——道德白痴或道德狂人，他们像野兽不可能再讨论其猎物的极度痛苦，或寄生虫同情它的寄主一样，不可能再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即使在一个像矿区营地那样自由和易变的交往中，也存在着“卑鄙”和“下贱”的人，而在先前的社会里，这些堕落者、“变志者”和牺牲品构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小部分。现在，联系的更紧密和愈来愈复杂，给这个阶层以更大的破坏力。正像当人们排成一条线递水救火时，每传递一桶水都要溅出或倒出一些的人所造成的损失，比起每个人提着自己的一桶水奔赴火场会更多一样，所以当一直单独工作的人们参加复杂的协作时，卑鄙的人发现更易于劫持和损害他人，而个体的反抗更难以制止它。因而相互合作的发展和组织的更高形式，必然把对违法阶层的控制问题强加于社会。

淘金营地或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单纯必将消失。社会——起初是人们的直接联盟，变成了一个堆积起来的联盟，友情的结合力消失了。随着人口变得稠密，我们看到了宗派和小集团的起源，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然共同体，让社会仍保持为一个自然共同体。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细胞，宗派享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它垄断了同情心。它成为献身的对象。它煽动英雄主义。它有自己的殉道者。事实上，它有着社会应当具有的一切，然而它仍只是主体的一个部分或碎片。因而，派别之间的不相容有把社会撕成碎片的危险。穷人和富人、资本家和工人、政府官员和平民、老百姓与军人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同时白人和黑人、黄种人和白种人、或基督徒和犹太人形成种族敌对。这都召唤着社会行动起来，否则它就要灭亡。人民群众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混合物，一触即炸。除非囊括一切的团体找到了使其成员同化、和谐或削弱把人们结成小集团之纽带的办法，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因此，在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斗争中，群体不总是同个体相对立，社会也不总是同个体的利益相对立。常常是大的群体反对小的群体，社会反对宗派或小集团。危险既来自利己主义者，也来自盲目信仰者和宗派分子、狂热者和党徒。社会既必须迫使牺牲品缄默，也必须迫使阴险狡猾者和恐怖分子、阴谋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缄默。

给予分得土地的定居移民或淘金者以几天没有意外事件或障碍、没有政府或法律的阿卡第亚日子的平等，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如果说有什么办法，使得西方人连同其私有财产和自由经营可以避免严重的经济悬殊的话，那么这种办法还没有被发现。早期的金钱水平已被报酬、财产和遗产方面极不合理的不平等所取代。在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平等——它们也许会延缓但不能停止经济分化的进程。由于这一点就更加需要控制。在世间环境的不同水平上出现了阶级，其中也许会形成危险的敌对派别，除非制定连结各阶级的制度。在新西兰一个实现民主互助的目标中，良心的作用达到其最高点。在那里，有助于自发秩序的情感永远处于春潮中，而国家几乎没有治安官员或爪牙。但在意大利或俄国经济的分化引起可怕的暴力，使国家成为滥用武力的机构。

事实上，私有财产是一个巨大的改造力，它几乎不受约束地对人类的意志起作用。它自身发生着演变，最后它在不顾人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所有誓言猛烈地把人们分裂开来的时刻终于出现，由于它使社会偏离那种使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显现出来的质朴的平等愈来愈远，就需要可以使社会民众团结一致的人工构架和网络——尽管有裂缝和伤痕出现于其中。因此财产是使刚性结构形成的因素。溶液析出沉淀正是由于某种试剂的作用，软骨变成骨头正是由于钙质的作用。

再者，只要社会自身包含着如此众多的自相矛盾，它就不敢无条件地投入那些编织自然秩序之情感的怀抱。这里存在着继承权的自相矛盾。那会使某些人终身免除工作和压力的遗产，它是公平对待观念的绊脚石。人们希望生活应当是一种竞赛。但当一些人必须奔跑而其他人无须奔跑就获得奖赏时，这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竞赛呢？但是，如果为了安抚无遗产可继承的人，社会打算否定遗产继承，它将碰上另外的困难。它会触怒强者，他们认为由于他们的成功，他们有着庇护子孙避免为生存而斗争的权利。如果胜利者不可能同他们自己的骨肉一起分享奖励，那是什么样的胜利？

产生收益的财产，例如地产和资本，其个人所有权把另一个二难推理强加于社会。人们愿意在“公平的”竞赛中被击败。但是，如果一些人必须用两条腿跑，而奖赏却被那些骑自行车或坐汽车的人抱走，将会怎样？对于这种竞赛的结局，被击败者不是心悦诚服地默认的。但是，如果为了平息他们的愤怒，社会竟然要管理生产性财富为共同利益服务，就会引起强者的对抗。他们认为利用他们在一次竞争中赢得的东西来保证他们在下次竞争中的胜利，这是完全公平的。有才能者欢迎所有形式的斗争作为他们的绝好机会，当他们被约束在太多的平等限制之下时，他们的公平对待观念受到伤害。

二难推理（Dilemma）是有两个假言判断和一个选言判断作为前提构成的推理，为主要通过运用选言判断来肯定或否定假言判断，从而来肯定或否定假言判断的后件或前件存在或不存在的一种推理形式。[图源：swiss-ipg.com]

即使在竞争的公平外表之下也潜伏者自相矛盾。有什么看起来比“机会均等，愿最优秀者取胜”更能吸引人呢？但是如果有畸形足的人说：

“为什么所有美好事物的占有取决于这种特别形式的斗争结局？为什么速度成为标准？那恰好是我的弱点。如果你使力量和机智成为标准，我可以参加竞争。我不想参加你们的这种竞赛，我也不敬重其奖品。它不公平。”

试图完全说服这种人是无用的。唯一可做的事是密切注意他们，因为不能否认，现实的竞争规则从来不是依据正义感设计的，而是人们进取和保守冲量相互撞击的一种平衡。对于保守性情的人竞赛不是很激烈，而所有竞争者在结束时都将得到一点什么。对于像安格鲁-撒克逊那样进取性情的人，竞争将很剧烈，而奖品则很重，当然在结局中人数必定很少。

所有这些，其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不是依据一个简单的道德原则塑造的，这个原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好的。它们得以产生是为了使敌对的力量达到平衡，因而它们包含着无法根除的矛盾。目前的不平等，和共产主义国家人工的、精心保护的平等，都不能罗致所有人的公平对待情感。所以，我们中的造反和反抗者一定形成一个比那些在移民车队、矿区荒地和美国西部地区的移民农场中制造麻烦的人要大得多的比例，如果不打算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像纸牌搭成的房屋一样倒塌，社会就必须控制他们。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同时也是教育、公共舆论、宗教和暗示方面的——无疑会有助于使十七世纪北欧流行的混乱在我们中间复活。

如果经济分化使得社会控制在处女地上的新兴社会里产生，那么在母国里对控制的需要一定更为急迫。由于欧洲几乎任何地方产生的经济分化比美洲更厉害，社会机体被古老的种族集团成员的不平等弄成了畸形。在大多数欧洲社会原来的制度中散布着敌对的种子。由于它们是因征服而形成的：一个民族高高在上，一个民族被压在底层。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诺曼底人、哥特人、瓦朗基人的霸主地位已在欧洲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几乎任何地方，在某个时期民族的寄生关系已经形成，并且，虽然它由于时间流逝而稍有淡化、被经济进程所模糊，仍播下了积怨和冲突的种子。稍有疏忽，这些种子就要发芽。

征服以及一个民族作为寄生虫叮在另一个民族身上的结果，是自然共同体的毁灭。一部分人残暴地压在另一部分人身上，阻碍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主要道德联系的建立。因而，在这混成的社会里，秩序似乎完全是国家和法律的创造物，而社会的思想家们有着过低地估价人类本性中社会才能的倾向。虽然社会结构起初全凭武装力量连结在一起，时间逐渐掩饰了赤裸裸的强权，同时道德和精神的影响部分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因而，正是在混成的社会里，——那里对于控制的需要是最紧迫的和持续的，——各种各样的调节手段达到了其最高的形式和最完美的程度。这里，几乎每种类型的控制技巧均已完善。

也许，如果社会戒除所有对其成员的控制，一种自然秩序便会出现。但是，这样的秩序同人工秩序比较，粗糙而不完善，而容忍这种自然秩序，其惩罚必定招致非常惨重、明显的普遍灾难。凯南先生在谈到阿黄河附近1884年建成的一个矿区营地时告诉我们：

“营地一般不是某一劳动合作组织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不顾法律和当局的限制，尽其最大努力来保卫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在营地建成以后，有几个月除了强权法则没有任何法律，公认的权威只是最强者的意志，但是，随着休戚相关的感觉——由于劳动合作组织的培养——逐渐渗入聚居的所有群众中，建立一个类似普通政府机构的企图产生了。事情的必然性使得正直的人和罪犯都确信，除非他们保证营地界限之内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们所有人很可能要在冬天饿死。商人不会带着食品来到这里，零售商不会去这里开店，除非他们可以对保护自身和财产安全感到放心”。

因此，矿工们举行了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一个刑事法规，委任一个安全委员会。

“这一行动的结果是有一段时间减少了频繁的抢劫和谋杀，大大增加了人口，迅速促进了营地的繁荣。一个管理机构已经组织起来，选举了三位首脑维持秩序，并在“中国的加利福尼亚”（Chinese California）惩办犯罪行为。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东西伯利亚，给穿过满洲边境的移民浪潮一个新的推动力。”

更高阶层的人们来到了，商人派来马和骆驼组成的商队，满载大包大包的干货、金属器具和粮食；东西伯利亚城镇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承办人加入这种广泛的热潮，在冬至以前，营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矿区城镇。

在中国，

“谎言并不丢脸；不把完好的‘面子’放在首要地位这仅仅只是不光彩……其必然结果是对协作的普遍不信任，而没有协作，即使是别针也不能经济地制造——多半办不到。”“矿井对业主无利，是因为劳工偷窃产品；棉纺织厂对厂主不合算，是因为雇工把原棉藏在衣服里偷走。最重要的中国合作者是对付大量私吞资金的机构。”“因而，似乎无必要寻找更多理论上的道理，来说明中国企业的缺陷，或说明他们愿意把资金以低利息存入外国银行而不是在诱人得多的条件上相信他们自己的同胞这一事实。”“只有依靠装扮的诚实，我们才能同中国人对抗。”

事实上，除非通过某种形式的限制，获得任何种类的高级组织——军事的、政治的、工业的、商业的、教育的——的优势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单元不是可信赖的，一方面浪费和泄漏，另一方面，由于牵制而产生的摩擦和为防止这种损失设置的保护措施，是如此难以负担，以至于使得高级组织的优势毫无价值，使得各种结构复杂的社会机器都毫无用处。

因此，人们强烈地需要能够提供比天生道德动机更好的秩序。他们渐渐地在这方面、那方面懂得了阻碍他们繁荣的因素。它们阻挡在真实的物质利益之外。更好的秩序成了“一个经年累月的需求”，并且，如果这种“需求”不引起“供给”，这会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如果人们在他们的集体能力中没有找到引导社会个体成员的愿望和良心的办法，他们会在这里暴露出进取心的缺乏，而这是在其它任何地方没有见过的。人与人的基本斗争对普遍繁荣的威胁，恰如涨起的河水和难以扑灭的野火。如果人们建起河堤和防火线以对抗自然力量，为什么不能对抗人类的激情？假如它是可能的，那么群体对行为的控制恰好是我们应该寻找的东西。如果群体没有这种控制，这是很奇怪的。

确实，我们大多数人天生具有对秩序的某种适应品质。世世代代的社会风化作用已经让淡绿色植被覆盖了野兽般残暴和自私的岩石。但是土层太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义的丰硕果实必须在人工制造的土壤上长成。古代条顿人之于现代人，恰如莱茵河沿岸令人厌恶的礁石之于人类劳动，已将它们改造成种满葡萄、赏心悦心目的坪地。

由于一代人的道德习惯不能成为下一代的本能，持续的控制是必要的。我们十七世纪的祖先得到的道德训诫会经常训导我们，人类的本性还改变得如此之少。三十代人的割礼在犹太婴儿身上没有留下丝毫印记。切掉许多代老鼠的尾巴产生不出无尾的品种。酒鬼的儿子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不是嗜酒的习惯，而是由酒导致的精力退化。八个半世纪前，诺曼底如此混乱，以至于要宣布“教会休战”。我们应把今天那块美丽土地上的安宁，归咎于通过二十五代惩戒诺曼人性格逐渐成型而导致的个体进化吗？我们不是更应当把它归之于社会进化——它把今天的儿童约束在文明的制度中，使他们沐浴在激励守法倾向的影响中？

那么，持久的社会控制仍不能使一个民族自然适合于秩序。可以使社会能够免除控制的唯一因素，是某种起促进作用的选择。创造一种短爪猫的办法不是逐代修剪小猫的爪，而是选出爪最短的猫并以它们为亲本繁殖。同样，只有某种恰当的筛选才能缩短人的手。即使在古代博伊西或巴勒拉特，太爱寻衅的人总是“横”死于某个酒吧间的喧闹斗殴或街头吵架。后来，由于个人进取心扫除了蔓延的恶习，为社会反抗——依靠设立的机构把暴徒变成罪犯，把他们监禁起来或处以死刑——扫清了道路。这个过程就像那些影响社会相对出生率或死亡率以及反社会阶级的过程，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秩序问题以致它持久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纯粹的控制，像维持或保护，是为了社会真正存在下去而必须永远进行的工作。男人和女人一劳永逸地社会化了，但是总有一天，社会化的团体在新的无训练的人云集于社会舞台上时，就要灭亡。已经获得的平衡不断地为群体的全体成员中发生的变化所扰乱，因此永远需要社会自觉和明智的努力进行修复。

*本文选自《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秦志勇等译。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并在译文基础上有所改动。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描绘了内华达山脉山脚下一个矿工营地的生活。选自期刊Ballou’s Pictorial Drawing-Room Companion（1856）。[图源：gia.edu]

〇编辑：千寻  〇排版：宁静

〇审核：景弎 / 咖喱格

【鸣谢】

专题策划人：杨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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